罗伟章与青年作家谈“向土地和传统致敬”
发布日期:2022-05-09 11:31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5月5日,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“向土地和传统致敬”川籍作家作品交流会在天猫当当网官方旗舰店直播,四川省作协副主席、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、主编罗伟章携四川青年作家彭家河、凌仕江,青年批评家刘小波与数万名读者进行了线上交流。刘小波分别结合罗伟章的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、彭家河的散文集《瓦下听风》、凌仕江的散文集《蚂蚁搬家要落雨》与三位川籍作家就相关问题共同探讨。

  刘小波:今天分享的三部作品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,故乡,而且老师们也都提及故乡给你们创作带来的灵感,请问老师,故乡带给你们的创作灵感具体有什么表现,故乡之于你的写作意义是什么呢?

  罗伟章:故乡是生命成型的地方,也是自己出发的地方,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天然的,是埋在骨血里的。故乡的人事,让自己牵肠挂怀。文学说到底,首先是一种牵挂,然后才是别的。但文学故乡不等于祖居的故乡。有时候,我们把文学做得小,就因为没有辨识这两者虽有深度联系,却也有重大区别。文学故乡是你文学的实验场,通过这个场域,透视更加广大的世界。这就好比贵州的那个天眼,天眼安置在偏僻山区,但它希望关照的,想要与之对话的,是广袤无边的宇宙。我想每一个有志向的写作者,都是这样预设自己的写作目标。

  凌仕江:关于故乡,我认为不仅仅是指他的出生地。在戍边人的生命历史里,往往豆寇年华从军的地方,在后来甚至将影响他的一生,其情感分量和记忆价值将胜于他的故乡,因此我觉得我至少有两个故乡。一个是我的出生地四川荣县,一个是人生花季的戍边地西藏。从一个带着“胎记”的故乡出走,在远涉另一个故乡的路径中成长,两个故乡交织的现实与非现实距离所生产的精神力量,使我笔下的文字有了巨大的情感靠山。正如作家、批评家郭晓东在我第二部散文集《飘过西藏上空的云朵》序言中所认知的那样:“……真正贯通他血脉的,还是在他走出乡村进入西藏之后,再度回眸乡村。这种回眸对他太重要了。这种重要性,也许凌仕江现在还未真正觉察,但是他的‘故乡’已经彰显了这一点。”可见一个离乡者,和历史的无意重逢,对一个作家而言,是多么特殊和重要的机缘。因此,《蚂蚁搬家要落雨》这部作品呈现于纸上的故乡,其时间跨度延续了三十多年,这是一个人走过人生长旅之后的回眸。我想,我写《蚂蚁搬家要落雨》这部作品实践的是回眸故乡的特殊意义,并不是热词下的乡愁书写。这种远距离回眸故乡,审视久远的人事和博物,所造成的“间离”效果,给了我多种回到故乡的可能。

  彭家河:只有当一个人离开后,家乡才会变为故乡。书写故乡应该是每一个离开家乡的写作者都会做的事。不少人就是在书写故乡的过程中,成为了作家的。那一方水土不仅在物质上滋养你,而且在精神上滋养你,在给你生命的同时,还给你思考和安慰。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,其实每一个人都期待故乡会成为自己生命的终点。对于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,她对一个人创作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。

  刘小波:老师们关于故乡的书写都没有停留在表象,而是深入到内里,从乡土的裂变来窥见时代的变化,从个体的角度切入时代,个体与时代、作家与时代有着一种怎样的关联呢?

  罗伟章:个体与时代,是水滴与河流的关联。河流由水滴构成,但取出一滴水,河流还是河流,所以个体在时代面前是脆弱的。正是个体的脆弱性,让作家注目和动心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讲,在正义和同情弱者之间,他选择后者,这话说得极端,但基本方向是这样的。所以作家在面对时代的时候,一面审视,一面捡拾。而作家本人也是时代下的一个个体,卡夫卡据此认定,作家都是弱者。这个弱者在滚滚洪流中前行、擦拭和书写,就成了作家。

  凌仕江: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鲁迅为首,王鲁彥、废名、台静农等为中坚的乡土写实派作家们,他们的时代书写似乎与当下的我们构成了某种相遇,无疑都是走出乡村之后的再度回眸。但我书写故乡,更多来自于时间和情感的爆破,是一个人在异乡孤独的精神自然提取。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,一个作家如何构建他与时代的关系,我想我不单是在写故乡,随着时间的移动,故乡熟知的人事越来越少,故乡渐趋于陌生化的语境,太多下落不明的人移动到了哪里,不得而知?除了故乡,他们作为人本身,依然可以进入文本,进入我在城市里的另一种庞大的构想,因为这里我眼中的人群,都来不同的故乡,其实是一个人的故乡。我想我应该放眼故乡之外的文化世界,有时忘记地平线,才能更自由的飞翔。我很赞成罗伟章主席所说的,作家的眼睛就像贵州那个射电望远镜,它是世界最大的天眼,可以投射更广的风景和信息。

  彭家河:从自我关怀到现实关怀、终极关怀是我写作努力的方向。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处时代的人,通过对个体的书写,对其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的书写,从而反映时代生活,记录时代风貌,表达自己的发现,是作家努力方向。

  刘小波:三位老师都是川籍作家的代表,巴蜀文学史上诞生了诸多的文学大师,巴金、郭沫若、沙汀、艾芜、李劼人、周克芹、马识途,等等,灿若星河,这些前辈作家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书写,未来包括你们,还有其他的写作者又该如何弘扬?

  罗伟章:其实这不是刻意的事。写作者很少谈到一个话题,就是自我尊重,所有的自由,包括所有的创造性劳动,都是在自我尊重当中完成的。

  凌仕江:几年前,我在一个文学活动仪式上作为作家代表发言,专门提到我们这个时代仍需要巴金。之于前辈们的作品,周克芹老师的长篇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中对乡村经验的细节描写,让我印象很深,读得真切、明白,甚至一些土语的运用有一种不失诗意的亲切感。虽然他不擅写散文,但小说中不少风物的描写,在我看来也有着散文的气息,可能这是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相隔不远的地理气质所致。论个体写作上的影响,倒谈不上什么。只是他们那个时代形成的巴蜀文坛风景线,至今影响着蜀地水长云短的文脉。

  彭家河:文脉的传承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。“鲁郭茅、巴老曹”等的作品我们从小就在阅读,但是没有一个作家会模仿某人一直写下去,都是博采众长,创新创造。

  刘小波:三位老师从事着不同的文体书写,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文体间有没有影响,三位老师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对方的写作呢?

  罗伟章:我喜欢读散文,也喜欢读诗。我是小说思维。但现在还零星地写散文。当然家河和仕江是写散文的专家。初读他们的作品,就让我惊喜,他们的文字都很贴,很内敛,很厚实,这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散文很多时候是对自己说话,这考验着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勇气、能力和耐心。

  凌仕江:罗主席除了大部头的长篇被广泛关注,之前的许多短小之作,包括一些散文,我早已见识其写作的丰富经验。至今记得《独腿人生》《白云青草间的痛》,他对人间日常的关照,以及悲悯的情怀,他放眼的不单是故乡,而是对人性世界的觉察。家河的散文,常常刷新我的阅读体验,他笔下的乡村呈现不单是个体经验的言说,更多涉及解构、修辞、思考、延伸、辨识。

  彭家河:罗主席与仕江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优秀作家,对他们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和片段,我都会反复咀嚼和大力宣传,会分享从他俩作品中收获的阅读快乐。

  刘小波:最近兴起了一种“博物”写作的讨论,老师们的作品中关于物的书写也很多,如何看待这种博物书写?

  罗伟章:如果博物书写是指把物与人完全没有分别心地看待,其实是做不到的。我认为,人完全不必因为有了这种分别心,就觉得内心有愧。人之所以为人,恰恰就在于分明有分别心,却努力地去实现平等。

  凌仕江:有许多批评家恼怒,在阅读中很难看到优美的风景描写了,只有故事。在我看来,恰到好处的书写“物”,是文本加分的筹码,也可能是主旨思想点缀或陪衬的需要,“物”的学问也是很丰富的,不同属性的物会有不同的知识点,可以给阅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不同体验。在我看来,写作者很多时候值得向“物”学习,“物”是作家情感或情绪所需的寄托。我们不迷恋,但我们逃不过物。比如,我们在书写故乡时,就离不开大面积的风物描写,这绝对不能归于时间所致的怀旧,因为人类都离不开真性情的表露,而物的参照,许多时候是散文书写离不开的一面镜子,也是一种情感寄托。在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中,我们总能读到地坛公园的多种物象所指,其实都与作家的隐秘情感有关。

  彭家河:这个世界是由人和物组成的,人物、动物、生物、事物、器物……写什么都是写作者个人喜好,无可厚非。但是如何写、写出什么样的效果就能分高下了。物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,物性与人性其实是相通的。